[摘　要]十八大以來持續(xù)高壓的反腐倡廉初步展現了中國政治生活的“新常態(tài)”,?；诎咐龓斓臄祿y(tǒng)計，三個核心指標“省部級腐敗官員查處數量的變遷”“涉案金額規(guī)模變遷”“腐敗獲刑期變化”展示了當代中國省部級反腐規(guī)模與趨向,。從根源來看,，權力-人格化權威-資本的三元交融為省部級官員權力尋租提供了經濟空間,。從制度異化來看，委托代理鏈條過長,、信息壟斷,、公民監(jiān)督的搭便車、政策規(guī)避導致橫向與縱向維度的雙重委托代理失靈,。從腐敗集團化趨向來看,，省部級腐敗集團構成“核、點,、線,、網,、體”五要素支撐的“分利聯盟”，基于其所控制的政治,、經濟與信息資源,，壟斷著委托代理鏈條的信息傳遞的速率與內容，從而進一步降低了團體腐敗的風險與成本,。

　　[基金項目]2015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“大數據網絡與中國特色數字協商民主”(15BZZ083)

　　[作者簡介]汪波(1975-),，男，江蘇南京人,，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,，行政管理系系主任，北京大學博士,，哈佛大學訪問學者;鄭姍姍(1993-),，女，河北邯鄲人,，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,。

　　一、研究背景與研究方法

　　中國改革開放既創(chuàng)造了經濟發(fā)展的“中國奇跡”,，但與此同時,，少部分官員的官場腐敗也成為一種顯著現象。黨的十八大以來,，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速反腐,，既打老虎，也打蒼蠅,，體現從嚴治黨的堅定決心與信心,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鮮明地提出了四個“足夠自信”：全黨同志對黨中央在反腐敗斗爭上的決心要有足夠自信，對反腐敗斗爭取得的成績要有足夠自信,，對反腐敗斗爭帶來的正能量要有足夠自信,，對反腐敗斗爭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夠自信。

　　在頂層設計下,，當代中國反腐已經形成上下聯動的綜合體系,。在國家反腐體系中，省部級領導位于區(qū)域治理與部委治理的中樞環(huán)節(jié),，因此省部級反腐成為國內外關注焦點，在此背景下,，本文選取當代中國省部級反腐為研究對象,，案例與數據收集的時間區(qū)間為2000—2015年，力圖以數據說話,，對省部級領導干部腐敗案件的規(guī)模,、金額,、懲處與刑期展開科學分析，并在此基礎上深入剖析省部級領導干部腐敗背后的成因,。這構成研究的核心問題與基本目標,。

　　研究方法：基于案例庫的數據分析。研究方法未采取常見的典型反腐個案分析,，也未采取案例比較分析,，原因在于無論是典型個案分析，還是多種案例比較,，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研究者案例選擇的偏見,，這種偏見在特定情況下會使理論推導缺乏足夠公信力。本研究方法采用了基于全案例庫的數據統(tǒng)計分析,。具體方法論流程表現為：概念界定與時空界定—省部級反腐案例庫的建構—案例庫的數據抽取—數據制圖與分析,。(1)首先進行概念界定。本文研究對象指向為省部級腐敗領導干部,。省部級干部指國家各部委局正副部長,，各省正副書記、省長,、人大主任與副主任,，政協主席與副主席等干部。(2)案例庫的建構,。從權威網站(中紀委網站)全面收集案例,，然后建立2000-2015年區(qū)間省部級領導干部腐敗的數據庫。(3)案例庫的數據抽取,?；诎咐龓欤丛O計的各種類型與維度進行歸類統(tǒng)計,，形成量化的數據庫,，進一步從案例庫中抽取出數據。(4)基于數據庫進行制圖與分析,。由于此數據庫不是抽樣數據,，而是構成了2000-2015年的全樣本結構，因此數據的信度與效度很高,，理論分析建立于堅實而可信的全樣本案例結構之上,。

　　二、當代中國省部級反腐：三種核心指標觀測

　　基于歸類統(tǒng)計,，當代中國省部級反腐已形成綜合數據庫,。該數據庫包括多維度、多類型的數據,，但是,，從核心數據來看,，關鍵指標有三：第一指標為省部級腐敗官員查處數量的變遷;第二指標為省部級腐敗官員涉案金額規(guī)模的變遷;第三指標為省部級腐敗官員獲刑期的變化。這三個指標最具代表性,，借助這三個指標,，對當代中國省部級反腐這一現象進行觀測，以發(fā)現省部級反腐的當前狀態(tài)與發(fā)展趨向,，進而探析其內在原因,。

　　(一)第一指標：省部級腐敗官員查處數量變遷

　　從省部級腐敗官員查處數量的變遷來看，在2000年至2015年這一歷時性區(qū)間,，省部級反腐案件既有增長,，也有下降，在波浪中顯著增長,。其中,，兩波增長較為顯著。第一波是2002年至2005年,。2002年查處省部級腐敗官員4位,，其中正部級1位，副部級3位,。在之后幾年中省部級查處官員數量快速增長,，在2005年達到第一個峰值，查處省部級腐敗官員達到14位,，其中正部級3位,，副部級11位。

　　圖1　省部級腐敗官員人數變遷2000-2015(略)

　　第二波增長是2012年之后,，省部級領導腐敗案件呈現顯著上升趨勢,。這與十八大存在直接因果關系。十八大以后,，中央自上而下掀起了一場嚴厲的反腐敗斗爭,，以解決治黨失之于寬、失之于松,、失之于軟的難題,。在此背景下，省部級腐敗官員由2012年的3位上升到19位(2013年),，然后迅速上升到37位(2014),，再略回落至33位(2015)。這體現出中央前所未有的反腐力度,，進一步表明黨懲治腐敗的“零容忍”態(tài)度,。在持續(xù)的反腐高壓態(tài)勢下，領導官員不敢腐、不能腐,、不想腐的效應初步顯現，“我們黨是用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,，組織嚴密,、紀律嚴明是黨的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和政治優(yōu)勢，也是我們的力量所在,。我們現在要強調的是扎緊黨規(guī)黨紀的籠子,，把黨的紀律刻印在全體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的心上”。

　　(二)第二指標：省部級腐敗官員涉案金額變化：總量,、平均值,、中位數

　　自2000年以來，省部級官員腐敗涉案金額,，在總數,、平均數、中位數三個指標方面總體呈現波浪形遞增,。其中,，兩波增長較為顯著。2002年,，省部級官員腐敗涉案總金額僅為405.9萬元,，而2005年達到6439.8萬元，2006年,，省部級官員腐敗涉案總金額達到2億7113萬元(第一個峰值),。之后有所下降。第二波發(fā)生于十八大之后,，在2015年,，省部級官員腐敗涉案金額由6589萬元(2012年)直線上升，達到了7億7800萬元(第二個峰值),。

　　盡管省部級官員腐敗涉案金額平均值與總量變化很大,，但是，從中位數這一指標來看,，腐敗涉案金額并未發(fā)生顯著變化(參見圖2),。從具體數據來看，2012年中位數為最低,，省部級官員腐敗涉案金額的中位數為600萬元,。而在2013年，中位數達到最高值：2049.2萬元,。2015年略有下降,，中位數為2000萬元。

　　圖2　省部級官員腐敗涉案金額：總量、平均值,、中位數(單位：萬元)(略)

　　這說明：盡管省部級腐敗官員涉案金額總量顯著增長,，但是，多數省部級腐敗官員涉案金額并未發(fā)生顯著增長,。省部級腐敗官員涉案金額呈現兩極分化趨向,，少數省部級腐敗官員涉案金額巨大，從而大幅提升了省部級腐敗官員的總涉案金額與平均值,。

　　(三)第三指標：省部級高官腐敗獲刑期變遷

　　黨的十八大以來,，一大批腐敗官員(“老虎”與“蒼蠅”)被查處。省部級官員腐敗案件的量刑結果主要存在四種類型：有期徒刑,、無期徒刑,、死緩、死刑,。從2010-2015區(qū)間省部級腐敗高官獲刑期的總體來看,，有期徒刑21位，占比47%,。無期徒刑11位,，占比24%。死緩13位,，占比29 %,。有期徒刑又可區(qū)分為10年以下與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其中,，10年以上有期徒刑達到20位,，占比45%;而 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僅有1位，僅占比2%,。強有力的反腐將黨紀國法變成實實在在的高壓線,，不敢腐、不能腐,、不想腐的格局正初步形成,。

　　圖3　省部級腐敗官員獲刑期：2010-2015(略)

　　這是從總量來觀測省部級高官腐敗獲刑期的變化，從歷時性變遷趨向來觀察(參見圖4),，在量刑分布結構中,，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增長顯著，由2014年的1位直線增加到16位(2015),。死緩則有所下降,，由2010年的8位下降到1位(2015)。無期徒刑由2010年的3位下降到1位(2015年),。量刑分布進一步表明黨和國家反腐的堅定立場和對腐敗“零容忍”的態(tài)度,。正如古語云：欲知平直,，則必準繩;欲知方圓，則必規(guī)矩,。反腐是黨心民心所向,，既是鞏固黨的執(zhí)政地位的必然要求，也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必然要求,。

　　圖4　省部級腐敗官員獲刑期變化：2010-2015(略)

　　三,、基于數據的邏輯探析：三重維度

　　綜上所述，三個核心指標綜合展現了2000年以來我國省部級腐敗的規(guī)模,、金額、懲處與刑期,。如何解釋這一現象?基于案例數據,，進一步對當代中國省部級反腐進行內因探析。分析由三個維度展開：第一維度是外因分析,，從政治經濟學視角對轉型期省部級腐敗進行權力—資本關系詮釋,。第二維度由外因轉向內因分析，從理性選擇視角探析省部級腐敗官員的行為動機,。第三維度是集團分析,，從集團政治視角對省部級官員團伙腐敗進行探析。最后,，將三個維度綜合起來,，從外因到內因再到綜合分析，形成互相印證的邏輯體系,。

　　(一)省部級反腐的權力—資本關系分析：倒U形曲線

　　政治經濟學將政治與經濟作為一個系統(tǒng)進行綜合分析,，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一種基本政治分析思路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?！芭懦粽氖袌隼碚?，或者純粹地把經濟作為外生力量的政治概念，本質上是有限的和不平衡的,。它們不能告訴我們政府權力與經濟財富之間的關系,。”省部級腐敗究其根源,，歸根結底源于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,，從而為權力尋租提供了土壤。省部級權力腐敗與經濟之間關系可用倒U形曲線來表示(參見圖5),。改革開放以來,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(fā)展經歷了三個階段：原初商品經濟——人格化市場經濟——法治化市場經濟。在原初商品經濟階段(改革開放初期),，隨著權力與商品經濟的結合,，權力腐敗行為有所增加，但并不顯著。

　　圖5　經濟發(fā)展與腐敗程度的倒U曲線(略)

　　當商品經濟規(guī)模不斷擴大,，權力與經濟活動不斷融合,，腐敗行為急劇擴張。這一階段的權力腐敗具有典型的“人格化市場經濟”的特征,，所謂“人格化市場經濟”是指省部委領導基于權力,，將個人權威高度滲透于資本活動與區(qū)域經濟活動，從而形成基于人格權威的區(qū)域政經一體化格局,。胡偉教授曾對中國政治場域的人格化權力進行詮釋：“在這種權力結構中,，政治權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治體系中的人際關系，而不一定取決于法定政治機構中的職位,?！边@種分析將人格權威與權力結合起來進行分析，而本文進一步將這種人格權威與資本結合起來考量,。當前省部級官員腐敗現象很大程度上是“人格化市場經濟”的結果,。在山西、四川等省塌方式腐敗中,，資本集團在權力背后充當權錢交易的經紀人,，成為腐敗利益集團的黏合劑。

　　對于發(fā)展中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所出現的腐敗現象,，一些西方權威學者也進行了解析,。亨廷頓在《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》對新興國家現代化道路中的腐敗現象進行了解釋：“在現代化進程中，社會價值觀轉變,，財富和權力擴張,，政府權威增加等因素造成腐敗易生?！辈伎材险J為：“在重商主義社會中,，政府的行政干預抑制了競爭，擴大了供求差額,，差價收入即租金從而形成,。因此，是政府的管制,、壟斷和特權造成了租金差從而制造腐敗,。”這皆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現代化初期,，權力與資本的過度交融會導致權力偏離公共屬性的軌道,。省部級官員腐敗的區(qū)域分布也能證明這一理論命題。從區(qū)域來觀察省部級官員腐敗,，在2000-2015年區(qū)間,，在經濟發(fā)達的東部地區(qū),，省部級腐敗官員達到119位，占比57.8 %,。而在西部地區(qū),，省部級腐敗官員為35位，僅占比17.0%,。中部地區(qū)為52位,，占比25.2 %。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：在經濟發(fā)達的東部地區(qū),，由于政府權力頻繁而廣泛地契入大規(guī)模的區(qū)域經濟活動,，權力尋租具有更大空間與機會。但是,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漸成熟,，權力行為的透明化程度越來越高，法治成為權力與資本的交往準繩,，權力尋租的經濟基礎必將逐漸弱化，腐敗行為將得以遏制,，權力運作逐漸回歸到公共屬性,。

　　(二)理性選擇與雙重委托代理鏈條失靈

　　理性選擇理論以經濟人為基本假設前提，以此觀察政治經濟生活,，解析政治行為,，“在‘經濟’和‘政治’之間或在‘市場’和‘政府’、‘私人部門’和‘公共部門’之間,，并未劃出任何界線,。經濟學家不必只限于研究市場中每個人的行為。通過交易經濟學方法的或多或少的自然延伸,，經濟學可以根據交易范例來觀察政治和政治過程”,。理論選擇視角可適用于省部級腐敗干部分析。

　　在理性選擇視角下,，省級政府腐敗官員也是理性官僚,，處于現行制度結構的約束之中。對于省級政府官員而言,，這種約束主要體現為雙重委托代理：第一重委托代理是橫向委托代理?，F代民主社會中，“人民公意是政治權威合法性的唯一基礎”,，區(qū)域民眾是委托人,，通過人大進行權力委托，省級政府與領導官員作為代理人,，進行區(qū)域治理,，并對省人大負責,。第二重代理是縱向委托代理。在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下,，省級政府受到中央政府委托,，按中央戰(zhàn)略布署與頂層設計，展開區(qū)域治理,。

　　在雙重委托代理制度結構中,，省級政府官員行為存在多元動機，但主要體現為三種核心行為動機：(1)基于公共利益追求的公共行為,。(2)基于集團利益追求的集團政治行為,。集團利益既包括部門利益、地方利益,，也包括貪腐集團的集團利益,。(3)基于個體利益的貪腐行為。這三重行為動機共存于政治場域之中,，在形式上共存,，在實質上彼此沖突，形成一致與沖突的矛盾綜合體?，F實政治生活中,，省級政府領導官員權力的運作往往界于三元利益屬性的混合狀態(tài)，“特定政府行為究竟側重于實現公共利益,，還是側重于特定集團利益,，或是側重于官員自身利益，取決于在既定制度約束條件下特定政治主體,，以特定利益為圓心,，根據三元屬性的對比與動態(tài)變化實施政府行為，所實現特定的利益分配”,。在理想狀態(tài)下,，公共權力的委托—代理鏈條得到有效監(jiān)督，省部級領導官員既不敢腐也不想腐,，公共權力呈現出公共屬性,，能有效促進公共利益最大化。

　　但是,，在現實政治實踐中,，雙重委托—代理鏈條皆存在失靈的可能性。從橫向委托—代理鏈條來分析,，區(qū)域民眾是權力的委托者,，但是，由于通過一層層人大代表選舉產生省級人大來實施監(jiān)督,，這導致權力委托—代理鏈條過長,。這不僅增加了監(jiān)督成本,，而且使監(jiān)督能量逐漸消散于信息傳遞過程。對于理性的公民而言,，權力監(jiān)督也是一種公共產品,，公民存在著“搭便車”動機。權力監(jiān)督需要公民付出時間成本與物質成本,，但監(jiān)督所獲的收益卻為整個社會所共享,。雖然權力腐敗導致社會整體福利的重大損失，但在多數情況下,，公民個體并不能直接感受到利益損失,。因此，當理性公民發(fā)現監(jiān)督成本遠大于自身利益收益時,，就喪失了實施監(jiān)督的動力,。在制度約束失靈的背景下，權力運作趨向于自利屬性,，“行為人從事腐敗行為的收益大于成本時,，就可能鋌而走險”?！坝袡嗔Φ娜诵惺箼嗔χ钡接龅接薪缦薜牡胤讲磐Ｖ埂?，公權力在此時往往發(fā)生異化，為官僚自身或為集團利益服務,，并引起社會財富的不公正分配。

　　從縱向委托—代理關系來看,，在單一制國家結構中,，省級政府位于中央與地方的中樞環(huán)節(jié)，受到中央政府委托,，必然需要貫徹中央政府政策,，傳遞中央信息。但是,，省級政府除了貫徹中央政府大政方針之外,，還存在著相對獨立的權力偏好。上有政策,，下有對策,，對于中央政策執(zhí)行，“打擦邊球”一度成為地方政府上項目,、拉投資,、建工程的博弈策略。在不明顯違抗中央政府的前提下,，省級政府往往在中央政策邊緣,，與縣市政府,、區(qū)域經濟主體聯合推進區(qū)域治理。從省級腐敗官員來看,，省部級領導干部腐敗行為多發(fā)生在一把手期間,，在此期間，搞家長制,、一言堂,，以樹立絕對權威。對下,，同級和下級不敢監(jiān)督一把手;對上,，對于轄區(qū)范圍內的腐敗事故，省部級領導干部常進行有選擇地上報,，甚至隱而不報,。這導致縱向委托代理失靈。

　　(三)集團腐?。悍掷撁?、信息壟斷與委托—代理鏈條的反控

　　集團分析是政治分析的重要進路，奧爾森通過“固定匪幫模型”的分析,，指出“共容利益構成利益共同體另一只看不見手”,。在政治生活中，各種政治主體不是分散,、孤立的存在,，往往以“團塊組合”形式存在，形成利益分布的交叉與重合,。當不同政治利益主體間利益交叉,，形成潛在一致的“共容利益”時，“集體行動”可能發(fā)生,。利益重疊部分越大,，利益共同體越牢固，腐敗的“集體行動”越有可能,。

　　從2000年至2015年這一歷時性區(qū)間來觀察省部級腐敗案件,，絕大部分省部級腐敗官員具有團體化、家族化特征,。隨著雙重委托—代理鏈條的失靈,，理性的腐敗官員逐漸由個體腐敗轉向更安全的腐敗方式：集團腐敗。個體腐敗雖可利用制度漏洞,，卻無法控制委托—代理鏈條的信息傳遞,，因此腐敗的風險與成本依然較高。但是,，在集團腐敗中,，由于腐敗集團不僅控制了區(qū)域政治與經濟資源,，而且壟斷著民眾難以獲取的內部信息資源，可以決定向雙重委托人(區(qū)域民眾與中央政府)傳遞信息的內容,、速率,。這使腐敗集團可在相當程度上擺脫委托—代理的權力控制，甚至可以反控委托—代理的信息鏈條,?！斑@些年來，從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規(guī)范,，但有的過于原則,，缺乏具體的量化標準，形同擺設;有的相互脫節(jié),，彼此缺乏銜接和協調配合,，形不成系統(tǒng)化的制度鏈條，產生不了綜合效應;有的過于籠統(tǒng),，彈性空間大,，牛欄關貓，很多腐敗問題不僅沒有遏制住,，反而愈演愈烈,。”

　　作為一種“理性選擇”,，腐敗官員通過各種方式融入腐敗集團,，以降低腐敗成本與風險，在政治上拉幫結派,，在經濟上互相利用,，通過拉幫結派、結黨營私,，拉山頭,、找關系,、尋靠山,、選站隊、進圈子,，形成利益共同體,。著名學者曼瑟爾·奧爾森提出“分利聯盟”理論視角，對這種現象進行剖析：在政治體系中,，存在著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團,，這些利益集團不斷積累權力，逐漸形成相對穩(wěn)定的分利聯盟(distributive coalition),?！胺掷撁朔@并綁架了政治體制,。所以，要做任何事情,，這個分利聯盟下面的每一個小團體都必須得到滿足,，而每個小團體都狹隘地按自身利益行事，罔顧集體利益,?！? 這導致了政府決策難以推進，權力在一定程度上異化為尋租工具,，“這些集團不是在創(chuàng)造財富,，而是利用政治體制攫取利益或尋租。這種租金損害公眾利益,。但公眾無法進行有效組織,，不能像銀行業(yè)或玉米生產商那樣自覺保護自身利益。結果,，尋租行為就這么耗下去”,。奧爾森認為在民主體制中，分利聯盟俘獲政治體制構成一個無解困境,，只有兩種東西可以打破這個困境：一是革命;二是外部沖擊(如戰(zhàn)爭),。在中國特色的政治語境下，中國共產黨作為執(zhí)政黨,，尋找到第三種方式：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互動的全方位反腐,。十八大以來持續(xù)高壓的反腐倡廉成功地打破了分利聯盟對政治體制的俘獲。

　　從結構來看,，省部級腐敗集團由“核,、點、線,、網,、體”五要素所支撐。(1)核,。核指在腐敗集團中,，具有豐富資源與話語權，掌握著大量政治,、經濟資源的集團權威,。腐敗核心將人格化權威貫穿于腐敗共同體的政治與經濟活動。正因為如此,，習總書記指出：“從嚴治黨,，關鍵是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。”(2)點,。點是指依附于腐敗集團的官員以及相關經濟主體,，這些主體依其所掌握的資源，在腐敗集團中呈現出差序分布格局,。(3)線,。線指在腐敗集團內部，各領域,、各地區(qū)腐敗官員串接起來的腐敗鏈條,。(4)網。網指各種腐敗鏈條進一步縱橫交織,，形成的較為龐大的利益網絡和腐敗網絡,。(5)體。體指基于共同利益與腐敗網絡,，形成了集中,、相對封閉，而且具有排他性的腐敗官員團體,。從類型來看,，腐敗利益共同體主要包括三種類型。塊狀團體：一省屬地抱團型,。山西,、四川、江蘇等省塌方式腐敗是典型案例,。在塊狀團體腐敗中,，腐敗面積較大，從省到市到基層政府形成從上至下的團塊式腐敗;條狀團體：行業(yè)壟斷型,。這在利益集團壟斷行業(yè)表現得尤其明顯,，石油領域、煤炭領域等壟斷行業(yè)的腐敗是典型案例;秘書依附型團體,。在秘書依附型團體中,，領導和秘書之間、秘書和領導親屬,、秘書和秘書之間往往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體,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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