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標題：張晉藩：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的重心——“民惟邦本,，本固邦寧”

　　中華民族自建立國家之日始,，經(jīng)歷了四千多年沒有中斷的歷史發(fā)展過程,。中間經(jīng)歷了無數(shù)次的王朝興廢與治亂更迭，但始終保持著統(tǒng)一多民族的國家形態(tài),，屹立于世界文明古國之林，這不是偶然的。在國家治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(jīng)驗,，而且得到歷代智者輾轉(zhuǎn)相承，不斷充實提高,，成為治理國家的瑰寶,。其中，“民惟邦本,，本固邦寧”就是一項具有傳世價值的最寶貴的經(jīng)驗,。

　　夏朝建立以后，禹為了鞏固第一個階級王朝,，注意傾聽民眾的呼聲,。他制造了五種樂器，凡是向禹講解為政之道者,，擊鼓;要求行仁義之事者,，擊鐘;請求解決某種事項者，振鐸;以憂患相告者,，擊磬;以獄訟相告者,，搖鞀。禹聽到樂器的聲音,，便及時接待來訪者,，史稱“五音聽治”。[1]由于來訪者多,，禹有時甚至“一饋而十起,，一沐而三捉發(fā)”。由于禹重民親民,，不僅穩(wěn)定了統(tǒng)治,，并且順利地推行了王位世襲制度。由啟繼承王位,，但傳至第三代太康,，不務(wù)德，傷害了百姓,，失去了王位,，直到第四代少康才重新穩(wěn)定了夏朝統(tǒng)治?！懊裎┌畋?，本固邦寧”的結(jié)論就是由此而來的,，并被冠以皇祖的訓(xùn)誡。后世統(tǒng)治者多將其奉為治國的警世恒言,。對于今天的國家建設(shè)同樣具有歷史的借鑒意義,。

　　一、國之本在民,，無民何以為國

　　民是構(gòu)成國家的最基本的要素,，無民何以為國?

　　民之所以成為國家的構(gòu)成要素和最重要的實體，就在于民是社會物質(zhì)生產(chǎn)的承擔(dān)者,，社會由此得以延續(xù)和發(fā)展,，國家由此得以存在，政治和思想上層建筑由此得以確立,?！胺蔡煜氯喊俟ぃ?、車,、鞼、匏,、陶,、冶、梓,、匠,，使各從事其所能”。[2]沒有民的社會性生產(chǎn),，國家也就不復(fù)存在,。

　　民又是國家賦稅的提供者，賦稅是國家存在與發(fā)展的要素之一,，是國家活動的財政保證,。馬克思說“國家存在的經(jīng)濟體現(xiàn)就是捐稅”。[3]從夏朝立國起,，賦稅便是民對國家的一項義務(wù)，《史記·夏本紀》記載：“自虞夏時,，貢賦備矣,。”

　　民又是國家軍隊的主要來源,，在中國古代,，“祀”與“戎”是國家大事，所謂“國之大事,，在祀與戎”,。[4]沒有軍隊,，國家就失去了重要支柱，就無法保衛(wèi)邊疆和實現(xiàn)國家對內(nèi)與對外的職能,。在中國古代,，充當軍隊不僅是民的義務(wù)，也是民的權(quán)利,。

　　民還是國家重大工程的興建者,，無論是修筑水利工程還是修筑城池宮殿，民都是營建者,。貞觀元年,，唐太宗謂侍臣曰：“自古帝王凡有興造，必須貴順物情,。昔大禹鑿九山,，通九江，用人力極廣,，而無怨讟者,，物情所欲，而眾所共有故也,?！盵5]凡有大興土木之事，民力既是工程營建的力量來源,，也是衡量利弊的重要標準,。

　　二、重民在得民心,，得民心則國興

　　“民惟邦本”重民方略的實施,，首在于得民心。無數(shù)的史實都證明了“得民(心)者昌,，失民(心)者亡”,。自夏末代國王桀，“不務(wù)德而武傷百姓,，百姓弗堪”,。迫使百姓發(fā)出了“時日曷喪，予及汝偕亡”的憤怒吶喊,。[6]終為商朝所滅,。這可以說是民心向背決定國家興亡的第一個史例。

　　商是一個“邦畿千里”的大國,，但是卻為“小邦周”所滅,，原因就在于，商末代國王紂“重刑辟”,。實行法外極刑,，喪失了民心,，赫赫不可一世的商朝瞬間覆亡。勝利者在驚喜之余,，深深感覺到民心的向背決定著國家的興亡,。商王曾經(jīng)自恃擁有“如火如荼”的龐大軍隊，以為周之寇傷不足道也,。不料,，正是這支軍隊倒戈相向，使紂王身死國滅,。

　　繼起的周朝的執(zhí)政者周公一再告誡他的兄弟子侄民心的重要,。

　　從周公起，大肆倡導(dǎo)明德,、敬德,、尚德、成德,，他宣揚商之亡在于失德,，周之興在于周人有德，所謂天只贊助有德之人,。針對商朝重刑辟,、失民心、亡國家的教訓(xùn),，提出了“明德慎罰”的治國方略,，“慎罰”旨在保民。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刑法原則和司法原則,，比如,，區(qū)別用刑，罰當其罪;罪疑從罰,、罰疑從赦;以中罰作為司法的準則,，開展三刺、三宥,、三赦的“聽于民”的司法創(chuàng)制,，等等。

　　由于周初立法體現(xiàn)了重民,、保民的精神,，因此法制興帶來了國興。周初的法制充分彰顯了中華民族所創(chuàng)造的法制文明,。以德主宰法制建設(shè)，可以說是文明古國中所僅有的,，其影響至為深遠,。

　　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,，諸侯稱雄，兼并戰(zhàn)爭連年不絕,，為了取得兼并戰(zhàn)爭的勝利,，民的價值進一步受到重視。得民者興,、失民者亡的政治現(xiàn)實豐富了“民為邦本”的思想內(nèi)涵,，如孟子提出了一個千古不朽的命題：“民為貴，社稷次之,，君為輕,。”

　　荀子進一步總結(jié)道：“用國者,，得百姓之力者富,，得百姓之死者強，得百姓之譽者榮,。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,，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?！盵7]

　　孟荀此論,，既是夏商周興衰之由的歷史性總結(jié)，也是對于國家治理的要旨——“民惟邦本,，本固邦寧”的精彩闡發(fā),。后世論者，大都仿此,，只是增加了時代的烙印而已,。

　　其實古人早就認識到：“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也,，天下之天下也”,。[8]“先王先順民心，故功名成,。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,，上世多有之矣。失民心而立功名者,，未之曾有也”,。[9]“安危榮辱之本在于主，主之本在于宗廟,，宗廟之本在于民”,。[10]

　　三、愛民富民,，民安國強

　　民既為邦之本,，因此如何使本固,，繼而達到邦寧，是歷代統(tǒng)治者所關(guān)注的焦點之一,。為達此目的,，論者咸謂愛民則安，富民則強,。文王問太公曰：“原聞為國之大務(wù),，欲使主尊人安，為之奈何?”太公曰：“愛民而已,?！蔽耐踉唬骸皭勖衲魏?”太公曰：“利而勿害，成而勿敗,，生而勿殺,，與而勿奪，樂而勿苦,，喜而勿怒,。”[11]祖述文武周公的儒家學(xué)派莫不以愛人(民)作為立論與施政的基點,?？鬃诱f“仁者愛人(民)”，[12]荀子說“故人君者,，愛民而安,，好士而榮，兩者無一焉而亡”,。[13]實行法治的法家也同樣主張愛民,。商鞅說：“法者，所以愛民也;禮者,，所以便事也”,。[14]愛民則民安，使民無怨,，達到社會和諧的目的,。

　　治理國家的實際經(jīng)驗使愛民之說不斷豐富。三國時期吳國政治家賀邵說：“國之興也,，視民如赤子;其亡也,，以民為草芥?！盵15]明初,，頗有作為的成祖說：“民者，國之根本也。根本,，欲其安固,，不可使之凋敝。是故圣王之于百姓也,，恒保之如赤子，未食則先思其饑也,，未衣則先思其寒也,。民心欲其生也，我則有以遂之;民情惡勞也,，我則有以逸之,。……薄其稅斂而用之,，必有其節(jié),。如此則教化行而風(fēng)俗美，天下勸民而民心歸,。行仁政而天下不治者,，未之有也?！盵16]他還說：“天之視聽皆因于民,，能愛人即所以得天?！泵魈鎻木耜P(guān)系闡述愛民觀點：“善治者視民猶己,，愛而勿傷;不善者征斂銖求，惟曰不足,。殊不知君民一體,，民既不能安其生，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?”[17]

　　但是愛民并不是空發(fā)議論,，而在于利民,、惠民、富民,。荀子提出：“足國之道,，節(jié)用裕民，而善臧其余,。節(jié)用以禮,，裕民以政。彼裕民,，故多余;裕民,，則民富。民富，則田肥以易;田肥以易,，則出實百倍,。上以法取焉，而下以禮節(jié)用之,?！盵18]民眾富裕，才有國家富足,。漢劉安認為：“治國有常,，而利民為本”。[19]元代陳天祥說：“國家之與百姓,，上下如同一身,，民乃國之血氣，國乃民之膚體,。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,，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。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,。是故民富則國富,，民貧則國貧，民安則國安,，民困則國困,，其理然也?！盵20]

　　明太祖說：“善政在于養(yǎng)民,，養(yǎng)民在于寬賦”。[21]又說：“朕本農(nóng)夫,，深知民間疾苦,。”[22]“天下一家,，民猶一體,。有不獲其所者，當思所以安養(yǎng)之,?！辈粌H嚴禁官兵擾民，多次下令減輕賦稅,，還“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,，無告者，月給以衣食;無所依者,，給以屋宇,?！睘橐率碂o著的貧民提供食物、衣服和房舍,。此外,，明太祖認為：“不施實惠而概言寬仁，亦無益耳,?！碧岢鍪┬腥收卦谑拱傩盏玫綄嵒??！耙噪抻^之，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,，不節(jié)用則民財竭，不省役則民力困,，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,，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。如是而曰寬仁,，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,。故養(yǎng)民者必務(wù)其本，種樹者必培其根,?！盵23]

　　歷代開明之君不僅倡導(dǎo)愛民，而且還實行養(yǎng)民,、利民,、富民的政策措施，使民既富,，進而帶來國強的后果,。孔子說：“百姓足,，君孰與不足?百姓不足,，君孰與足?”[24]即強調(diào)只有百姓富裕才能使國家富強。

　　法家愛民之說最后也落實到富民上,，認為富民是愛民之一端,。管仲說：“凡治國之道，必先富民,。民富則易治也,，民貧則難治也。奚以知其然也?民富則安鄉(xiāng)重家,，安鄉(xiāng)重家則敬上畏罪,，敬上畏罪則易治也。民貧則危鄉(xiāng)輕家，危鄉(xiāng)輕家則敢陵上犯禁,，陵上犯禁則難治也,。故治國常富，而亂國常貧,。是以善為國者,，必先富民，然后治之,?！盵25]他還說：“民不足，令乃辱;民苦殃,，令不行,。”[26]

　　三國時期,，吳國著名軍事家陸遜說：“國以民為本,，強由民力，財由民出,。夫民殷國弱,、民瘠國強者，未之有也,?！盵27]唐初，以“安人寧國”為治國方策的唐太宗說：“凡事皆需務(wù)本,，國以人為本,，人以衣食為本。凡營衣食,，以不失時為本,。夫不失時者，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,?！盵28]他還說：“君依于國，國依于民,?？堂褚苑罹q割肉以充腹,，腹?jié)M而身斃,，君富而國亡?！盵29]

　　宋朝管理地方頗有治績的劉應(yīng)龍說：“民者,，邦之命脈,，欲壽國脈，必厚民生,?！盵30]程頤說：“為民立君，所以養(yǎng)之也;養(yǎng)民之道,，在愛其力,。民力足，則生養(yǎng)遂,，生養(yǎng)遂則教化行而風(fēng)俗美,。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?！盵31]

　　古人論證富民之道,，是和以農(nóng)立國的國情密切聯(lián)系在一起的，荀子說：“輕田野之稅,，平關(guān)市之征,，省商賈之數(shù)，罕興力役,，無奪農(nóng)時”。[32]

　　為了養(yǎng)民,、富民,，歷代統(tǒng)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民生立法：

　　其一，保護自然生態(tài)平衡,?！兑葜軙ご缶劢狻酚涊d：“禹之禁，春三月,，山林不登斧,，以成草木之長;夏三月，川澤不入網(wǎng)罟,，以成魚鱉之長,。”出土的云夢秦簡更以確切的資料證明了秦法對于自然生態(tài)的保護,?！肚芈伞ぬ锫伞芬?guī)定：“春二月，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(壅)堤水,。不夏月,，毋敢夜草為灰?！盵33]其意就是：春天二月,，不準到山林伐木,，不準堵塞水道。不到夏季,，不準燒草為肥料,。

　　《唐律疏議》中，此類立法所在多有：“諸部內(nèi),，有旱,、澇、霜,、雹,、蟲、蝗為害之處,，主司應(yīng)言不言,，及妄言者，杖七十(律169條),?！敝T部內(nèi)田疇荒蕪者，以十分論,，一分笞三十,，一分加一等，罪止徒一年,。戶主犯者,，亦計所在荒、蕪,，五分論,，一分笞三十，一分加一等(律170條),?！薄爸T不修堤防，及修而失時者,，主司杖七十,。毀害人家，漂失財物者,，坐贓論,，減五等……(律424條)”“諸失火，及非時燒田野者笞五十……(律430條)”“諸棄毀官私器物及毀伐樹木,、莊稼者,，準盜論(律442條)?！?/p>

　　以上立法著眼點和出發(fā)點是保護和發(fā)展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的需要,，立法者并沒有意識到保護自然生態(tài)平衡的意義和價值,，但我們今天看來，中華民族的先人是何等的睿智和富于遠見,。

　　其二,，田土均之，民富國強,。從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,，到魯宣公十五年“初種畝”，再到李悝“盡地力之教” 和商鞅“開阡陌封疆”令,，都是先秦有關(guān)土地的立法,。漢初為了抑制土地兼并，董仲舒首倡“限民名田,，以澹不足”[34]的主張,，漢統(tǒng)治者也屢頒“限田”和“抑兼并”的詔令。漢以后,，土地立法進一步規(guī)范化,，成為中國古代法律體系的核心內(nèi)容。最具代表性的是北朝以來至隋唐進一步制度化的,、法律化的“均田法”,。根據(jù)唐《均田令》，社會各色人等都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權(quán),。武德七年(624)頒布均田令如下：“諸丁男,、中男給田一頃，篤疾,、廢疾各給田四十畝,，寡妻妾三十畝,，若為戶者加二十畝,。所授之田，十分之二為世業(yè),，八為口分,。世業(yè)之田，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,，口分則收沒官,，更以給人。狹鄉(xiāng)授田,，減寬鄉(xiāng)之半,，其地有薄厚，歲一易者,，倍授之,。寬鄉(xiāng),，三易者，不倍授,?！盵35]

　　至開元二十五年(737)，根據(jù)推行均田的經(jīng)驗,，進一步修訂頒行均田令：“諸丁男給永業(yè)田二十畝,，口分田八十畝，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,。老男,、篤疾、廢疾,、各給口分田四十畝,，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。先有永業(yè)者,，通充口分之數(shù),。黃、小,、中,、丁男女及老男、篤疾,、廢疾,、寡妻妾當戶者，各給永業(yè)田二十畝,，口分田二十畝,。應(yīng)給寬鄉(xiāng)，并依所定數(shù),。若狹鄉(xiāng)新受者,，減寬鄉(xiāng)口分之半。其給口分者,，易田則倍給(寬鄉(xiāng)三易以上者,，依鄉(xiāng)法易給)?！盵36]永業(yè)田可以傳子孫,，“不在收授之限，即子孫犯除名者,，所承之地亦不追”,。口分田,，本人死后還官,。州縣內(nèi)“受田悉足者為寬鄉(xiāng),，不足者為狹鄉(xiāng)”。[37]

　　此外,，“諸以工商為業(yè)者,，永業(yè)、口分田各減半給之,。在狹鄉(xiāng)者并不給”;[38]“道士給田三十畝,，女官二十畝，僧尼受具戒準此”;[39]“雜戶者,，依令,，老免進丁受田，依百姓例,。官戶受田,，減百姓口分之半”。[40]

　　收授田地有固定日期,，“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預(yù)?？痹觳荆瑲v十一月,，縣令總集應(yīng)退,、應(yīng)受之人，對共給授,，十二月內(nèi)畢”,。[41]

　　“良口”除依法分得永業(yè)、口分田外,，還可以分得園宅地,，“三口以下給一畝，每三口加一畝,。賤口五口給一畝,，每五口加一畝，并不入永業(yè),、口分之限”,。[42]

　　貴族高官可依勛爵和官品獲得永業(yè)田,?！胺补偃思皠拙簦谟罉I(yè)田”,，其具體數(shù)額是：“親王百頃,，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，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,，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,，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,，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，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,，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,，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一頃，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,，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,。上柱國(武官最高勛級)三十頃，柱國二十五頃,，上護軍二十頃,，護軍十五頃，上輕車都尉十頃,，輕車都尉七頃,，上騎都尉六頃，騎都尉四頃,，驍騎尉,、飛騎尉各八十畝，云騎尉,、武騎尉各六十畝,。”[43]此外,，還有臨時賞賜的賜田,。

　　不僅如此，京都文武職事官還可以依品級分得京城百里內(nèi)不同數(shù)量的職分田,，“一品十二頃,，二品十頃，三品九頃……九品二頃”,。[44]在外諸州及都護府,、親王府官人的職分田，“二品十二頃,，三品十一頃,，四品八頃……九品二頃五十畝”。[45]

　　至于充作各級官府辦公費用的公廊田,，在京諸司由二十六頃至二頃,，在外諸司由四十頃至一頃。[46]

　　均田法是一項偉大的創(chuàng)造,，它的價值和積極作用就是：

　　第一,，作為農(nóng)業(yè)立國的國家，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(chǎn)資料，根據(jù)《均田令》由國家將土地分配給農(nóng)民,，使廣大農(nóng)民及其他諸色人等獲得了穩(wěn)定的,、相對持久的謀生手段，從根本上解決了民生問題,。

　　第二,，《均田令》所達到的積極效果是均富，農(nóng)民不僅獲得口分田,，而且還獲得了永業(yè)田,，從而刺激了他們精心經(jīng)營土地的積極性，使豐產(chǎn)獲得保障,，在此基礎(chǔ)上達到富足,。

　　第三，無論官民和各色人等,，都依法獲得土地,，官與民所獲土地總體上是公平、公正的,。但是由于封建時代是以等級為特征的,，所以官民分得土地的畝數(shù)是有等差的，奴婢還可以依良丁授田,，使官僚貴族之家獲得了較多的土地,。在貫徹《均田令》的過程中，也存在著強占農(nóng)民土地的現(xiàn)象,，《唐令》明確規(guī)定：“諸親王出藩者,，給地一頃作園。若城內(nèi)無可開拓者,，于近城便給,。如無官田，取百姓地充,，其地給好地替”,。[47]

　　均田法的實施確實達到了富民的效果，史書說：“商旅野次,，無復(fù)盜賊,，囹圄常空,，馬牛布野,，外戶不閉。又頻致豐稔,，米斗三,、四錢。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,，表山東至于滄海,，皆不賚糧，取給于路,。如山東村落,，行客經(jīng)過者，必厚加供待,，或時有贈遺,，……”[48]史書的記載難免有溢美之詞，但從中可以看到百姓的富足,，社會的和諧與安定,，以及“天下帖然”，“人人自安”的盛世,。[49]

　　由于民富,，唐朝的府庫充盈、邊疆鞏固,、國力強盛,，無論典章制度、文化藝術(shù)都達到了成熟形態(tài),，其影響遠播海外,，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強盛國家。歷史雄辯地說明了只有民富才能國強,，只有藏富于民才是國家固本之策,。清初，唐甄特別論證了藏富于民的重要性,，他說：“夫富在編戶,，不在府庫。若編戶空虛,，雖府庫之財積如丘山,，實為貧國，不可以為國矣,?！盵50]

　　以上可見，田土均之的法令取得了民富國強的效果,，貞觀之治,、開元之治都源于均田法的實施。安史之亂以后,，藩鎮(zhèn)割據(jù),、戰(zhàn)亂頻仍,，均田制遭到嚴重破壞，民生凋敝,，唐朝隨之走上了下坡路,。這從另一面證明了愛民富民，民安國強,。戰(zhàn)國時慎子說的好：“善為國者,，移謀身之心而謀國，移富國之術(shù)而富民,，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,，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，則不勞而化理成矣”,。[51]

　　其三,，輕徭薄賦，疏民困,，利民生,。捐稅是國家存在的一種形態(tài)，夏商周立國之后,，天下既定,，“有稅有賦。稅以足食,，賦以足兵”[52],。庶民是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的主要承擔(dān)者，需要從土地收益中向官府繳納田賦,，“大率民得其九,，公取其一”，據(jù)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記載：“夏后氏五十而貢,，殷人七十而助,，周人百畝而徹，其實皆什一也,?！蔽髦芡菩惺惨粚嵨镒赓x制度，即“民耗百畝者,，徹取十畝以為賦”,。公元前594年，魯國實行《初稅畝》,，具體田賦標準是：“公田之法,，十足其一;今又履其余畝，復(fù)十取一,?！?/p>

　　秦時,，農(nóng)民租種土地，須交“泰半之賦”[53],，而徭役竟然“三十倍于古”,，以致“男子力耕不足糧餉，女子紡績不足衣服,，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,，猶未足以贍其欲也,?！盵54]終于招致農(nóng)民大起義，二世而亡,。這說明賦稅的輕重關(guān)系到國家的興亡,。歷史的教訓(xùn)使后來的統(tǒng)治者注重輕徭薄賦以疏民困，以利民生,，維持社會的穩(wěn)定和國家的興盛,。

　　漢高帝時實行“什五稅一”的“輕田租”政策;文帝時厲行節(jié)儉，“思安百姓”,，改為三十稅一,，強調(diào)“農(nóng)，天下之本,，民所恃以生”,，曾因勸民眾重視農(nóng)業(yè)多次下令減免“田租之半”[55];景帝以后三十稅一遂成定制，并嚴懲官吏不使百姓專心務(wù)農(nóng)的失職行為,，“吏發(fā)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,，坐臧為盜，二千石聽者,，與同罪”[56],，出現(xiàn)了文景之治的盛世，通行兩漢350余年,。

　　唐朝在均田制的基礎(chǔ)上實行租庸調(diào)的稅法,，凡授田者，每丁每年向國家納粟二石或稻三解,，為“租”,，亦即田賦。每年每丁勞役二十天,，閏年加兩天,，或布三尺七寸五分，為“庸”,，亦即百姓對國家應(yīng)負的勞役,。每年納絹或績二丈,，加綿三兩，不產(chǎn)絹之地交納布二丈五尺和麻三斤,，為“調(diào)”,，亦即國家對家庭手工業(yè)產(chǎn)品的征課，實為戶口稅,。由此可見,，每丁每年向國家繳納的賦稅是很低的，是和均田法相適應(yīng)的,，收到了疏民困,、利民生的效果。隨著均田制的破壞,，租庸調(diào)法也難以實行,，此后根據(jù)社會生產(chǎn)的實際狀況以及國家的需要，賦稅制度不斷進行改革,，如唐后期的兩稅法,，宋神宗時的青苗法、方田均稅法,，明神宗時的“一條鞭法”,。

　　白居易從種樹栽花中悟出治稅養(yǎng)民之道，他把養(yǎng)民和種樹聯(lián)系起來,，認為養(yǎng)民之“根”,，在于平均賦稅，《東坡種花》詩中寫道：“養(yǎng)樹既如此,，養(yǎng)民亦何殊?將欲茂枝葉,，必先救根株。云何救根株?勸農(nóng)均賦租,。云何茂枝葉?省事寬刑書,。移此為郡政，庶幾氓俗蘇”[57],。這也是唐代以養(yǎng)民為本的賦稅制度之生動寫照,。

　　明代張居正提出，民是國家的根基,，民生的安危關(guān)系到國祚的短長,，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”,，只有安民生方能固本,，安民生亦是“長治久安之術(shù)”[58]。為此,，張居正多次上書奏請皇帝蠲除積年逋賦,，安定民心,。針對時弊，張居正更化國政,，推行“一條鞭法”,，將各種賦稅“悉并為一條，皆計畝征銀,，折辦于官”,，[59]使賦稅征收程序化繁為簡，而民眾的賦稅負擔(dān)改重趨輕,，既實現(xiàn)了國用充足,，也使民力大為寬解。

　　清康熙帝繼位后,，為鞏固國家統(tǒng)治,，自元年至四十四年(1662—1705)蠲免錢糧九千余萬兩,。特別是康熙五十二年(1713)宣布全國的賦稅額以康熙五十年為準,，以后額外添丁，不再多征,，即“盛世滋丁,，永不加賦”。[60]這既表現(xiàn)了康熙朝經(jīng)濟的發(fā)達與財富的大量積累,，同時也是一項最切實的利民之舉,，刺激了人口的增長和農(nóng)業(yè)的豐穩(wěn)。雍正朝,，在“圣世滋丁,，永不加賦”的基礎(chǔ)上，實行攤丁入地,，廢除了行之已久的人丁稅,，進一步增加了農(nóng)民的實際收入，成為康雍乾盛世的標志之一,。

　　以上可見,，賦稅立法也是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的重要內(nèi)容，它是因時而變的,，一般的規(guī)律是新王朝建立伊始,，為了穩(wěn)定統(tǒng)治基礎(chǔ)，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,，輕徭薄賦便是此項政策的核心內(nèi)容,。由此成為一個王朝復(fù)興的原因之一。即至王朝后期多因政治腐敗,、官吏貪污,，加重了百姓的賦稅負擔(dān),，使民不堪命。明末之所以爆發(fā)全國性的農(nóng)民大起義,，原因之一就在于在極為繁重的苛捐雜稅之外,，更加三餉加派，使民不聊生,，終于激起民變,。歷史的經(jīng)驗證明，輕徭薄賦可以疏解民困,，有利民生,，使社會安定，民富國強;反之,，橫征暴斂,，使民不堪，往往是一個王朝衰亡的重要誘因,。

　　四,、富則教之，明刑弼教

　　歷代政治家,、思想家不僅從歷史的鏡鑒中總結(jié)了重民,、富民對于國家強盛的重要性，更重視教民,，特別是在民衣食足之后,，強調(diào)富而教之?？鬃釉诨卮鹑接小凹雀灰?，又何加焉”的提問時，明確回答說：“教之”;[61]在回答子張“何謂四惡”的問題時,，將“不教而殺”視為暴虐行徑,，列入惡政之首;[62]并提出“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,，民免而無恥;道之以德,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,?！盵63]在孔子看來，民眾在解決衣食溫飽之后,，迫切需要的是進行教化,，使之明禮義、重廉恥、遠罪惡,、知是非,、近善良、敦鄉(xiāng)里,、識大體,、愛國家，能夠自覺地進行內(nèi)省,，約束自己的行為,，符合禮義廉恥的圣訓(xùn)和法律的規(guī)范，從而有利于奠定國家富強的社會基礎(chǔ),。反之,，富而不教，以致為富不仁,、巧取豪奪,、訛詐取利，是足以敗壞風(fēng)俗,、紊亂秩序,，雖富但無助于國家富強，反而成為社會的消極因素,。管子所說：“倉廩食而知禮節(jié),，衣食足而知榮辱,?！盵64]但知禮節(jié)、知榮辱不是簡單由富裕生活中自然生成的,，還需要“教”,。富民、教民是“民惟邦本”這個鏈條上的兩個重要環(huán)節(jié),。

　　歷代對于富而教之的論述可謂多矣,。《尚書·舜典》提出對民的“敬敷五教”之說,，[65]據(jù)孔穎達疏：五教即為父義,、母慈、兄友,、弟恭,、子孝?！渡袝の涑伞吩诟桧炛芪渫醯墓儠r,，也有“重民五教，惟食喪祭”之語,。[66]

　　荀子也說：“不教而誅,，則刑繁而邪不勝,。”[67]賈誼提出,，“禮者禁于將然之前,，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”，“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,，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,。刑罰積而民怨背，禮義積而民和親,?！盵68]

　　東漢王符提出：“人君之治，莫大于道,，莫盛于德,，莫美于教，莫神于化,?！盵69]他還說：“明王之養(yǎng)民也，憂之勞之,，教之誨之,，慎微防萌，以斷其邪,?！盵70]他總結(jié)說：“是故上圣不務(wù)治民事而務(wù)治民心?！盵71]

　　唐太宗李世民說：“朕常欲賜天下之人,，皆使富貴，今省徭賦,，不奪其時,，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，此則富矣,。敦行禮讓,，使鄉(xiāng)閭之間，少敬長,，妻敬夫,，此則貴矣?！盵72]可知富貴之意,，善于耕種以安其居則富，知曉禮儀以明教化則貴?！案粍t教之”,，也是百姓獲取富貴之道。

　　晚清主張改良政體的思想家也以開民智為首要任務(wù),，以構(gòu)建改良政治的群眾性基礎(chǔ),，康有為說：“民智愈開者，則其國勢愈強,?！盵73]嚴復(fù)說：“貧民無富國，弱民無強國,，亂民無治國,。”[74]梁啟超說：“欲其國之安富尊榮,，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,。”又說：“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(wù),?！盵75]

　　中國古代的法典蘊含著重德禮、慎刑罰;遵倫常,、講忠孝;重誠信,、遠詐偽;重和諧、求和睦的民族精神,。由此,，思想家提出“明刑”可以“弼教”，也就是通過彰顯法律規(guī)范的內(nèi)容,，使民了解它所蘊含的民族精神,，表明法律非以刑人為目的，而以使民遠惡遷善為目的,，達到以刑弼教、以刑輔教的目的,。這就是為什么周初偉大的政治家,、思想家周公旦強調(diào)以禮樂主宰刑罰、使刑罰得中的重要原因,。法家主張“在于使民知法,，以法為教”“以吏為師”，[76]所以提出“法莫如顯”,，其目的也既可以使民遠離犯罪又可以借法保護其自身的權(quán)益,。商鞅說：“天下之吏民，無不知法者，吏明知民知法令也,，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,，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?！盵77]韓非子說：“一民之軌,，莫如法;厲官威民，退淫殆,，止詐偽,，莫如刑?！盵78]正是由于法具有止惡勸善的功能,，并非一味以刑人為目的，因此守法者如沐春風(fēng),，違法者如履薄冰,。

　　漢儒傳承了以禮樂主宰刑罰的傳統(tǒng)，形成了德主刑輔的指導(dǎo)原則,，賈誼說：“禮者禁于將然之前,，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?！盵79]董仲舒還借助陰陽五行之說,，大肆鼓吹“大德小刑”，以德化民,、教民,，使民不敢為非、不觸法禁,。

　　至唐代,，唐高祖李淵在制定《武德律》時指出了法律的作用就在于“禁暴懲奸，弘風(fēng)闡化,，安民立政,，莫此為先?！盵80]特別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典《唐律疏議》開宗明義便宣布“德禮為政教之本,，刑罰為政教之用，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”[81],。闡明了教化為先,，刑焉其后，明刑弼教的真諦,。著名的文學(xué)大家韓愈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,，他說：“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,。”[82]宋理學(xué)家朱熹對此做了進一步的闡發(fā),，他說：“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,。德禮之效，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,?！盵83]他還說：“為政以德，不是欲以德去為政,，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,，但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?！盵84]清人評價唐律“一準乎禮,，以禮為出入，得古今之平”,，[85]表達了后人對于傳統(tǒng)法律所具有的教化功能的理解,。

　　明初，太祖朱元璋認為,，要達到天下大治,，應(yīng)效仿圣王，以德化天下,，推行德化的同時,，“亦以五刑輔弼之”。[86]為矯元末法紀敗壞,、人不畏法,，肆意為惡的積弊，以嚴刑治國,。他手訂的《大誥》收集了嚴刑懲治犯罪的案例,，意在教民“趨吉避兇”之道。自洪武三十年(1380)《大明律》成,，他昭告天下：“明禮以導(dǎo)民,，定律以繩頑?！盵87]“明禮以導(dǎo)民”旨在使民遵守禮的規(guī)范,，按禮行事，提高內(nèi)省的自覺,，融入“弘風(fēng)闡化”綱常名教的主流?！岸梢岳K頑”旨在運用法律打擊奸頑,，懲治犯罪,，以維護社會的安定與國家的綱紀。明太祖還有意識地對某些案件屈法伸情,，借以表達明刑弼教之意,。例一，“民父以誣逮,，其子訴于刑部,，法司坐以越訴，太祖曰：‘子訴父枉,，出于至情,，不可罪?！崩?，“有子犯法，父賄求免者,，御史欲并論父,。太祖曰：‘子論死，父救之,，情也,，但論其子，赦其父,?！盵88]例三，“山陽民,，父得罪當杖,，子請代。上曰：‘朕為孝子屈法,?！盵89]

　　清代在承襲明代的立法思想的同時，對政刑與禮教的目的做了經(jīng)典闡述,，并指出立法的精義在于“明刑弼教”,，《清史稿·刑法志》篇首開宗明義：“中國自書契以來，以禮教治天下,。勞之來之而政出焉,，匡之直之而刑生焉。政也,，刑也,，凡皆以維持禮教于勿替。故尚書曰：‘明于五刑,，以弼五教,?！衷唬骸恐瓢傩沼谛讨校越天蟮??！畔日芡酰渲菩讨x如此,?！盵90]

　　從明德慎罰到德主刑輔，德禮為本,，刑罰為用,，再到明禮導(dǎo)民，定律繩頑,，是貫穿中國古代兩千余年的一個傳統(tǒng),。它產(chǎn)生于以人為本的基礎(chǔ)之上，是人本主義的具體體現(xiàn),。凡是認真貫徹實施者則國興,，慢而廢棄者則國亡。這是一條歷史規(guī)律,?！耙缘禄瘛钡摹盎迸c“明刑弼教”的“教”二者具有相通性，目的都在于“導(dǎo)民向善”,，使民遠離犯罪,。由此形成了德法互補、互用的法律結(jié)構(gòu)和二元的社會控制手段,，這在世界司法制度史上是少有的,。

　　以德化民與以法治國是互相連接、互補互用的,，是國家治理不可忽視的二柄,。法與德的結(jié)合減少了法律的濫用，緩和了法條嚴酷的外貌,，便于民眾接受,。以德化民使民心向善，遏制了犯罪的動機,，有利于避免法繁刑酷的虐政,。德法互補互用，使道德法律化,，遵守法律的義務(wù)和遵守道德規(guī)范的義務(wù)相一致,，既止惡，而又勸善,，使“明刑弼教”的“教”落到了實處,。同時,，德法互補又使法律道德化,，使法律具有穩(wěn)定性和權(quán)威性,。自周初提出“明德慎罰”直到清亡，歷時兩千余年,，一直在法制建設(shè)中實行“德主刑輔”的指導(dǎo)原則絕非偶然,。今天在強調(diào)依法治國的同時，又提出以德治國,，是有著充分的史鑒和現(xiàn)實施政經(jīng)驗為根據(jù)的,。

　　總括上述，“民惟邦本,，本固邦寧”,，是中國古代治理國家的重心所在，也是治國理政最重要的歷史經(jīng)驗總結(jié),。為了鞏固國本,，歷代實行了一系列的重民、愛民,、富民,、養(yǎng)民、便民等政策措施,。盡管世易時移,，但其中仍有超越時空的合理的因素。這是中華民族的古圣先賢歷經(jīng)歲月,，艱難締造的,，是遺留給子孫的豐厚的遺產(chǎn)。在建設(shè)社會主義法治中國的今天,，非常需要優(yōu)秀的中華傳統(tǒng)法文化的支持,，尤需借鑒國家治理方面經(jīng)過歷史錘煉的寶貴經(jīng)驗，珍視中華民族古圣先賢給我們的賜予,。 (張晉藩 教育部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(xié)同創(chuàng)新中心顧問,，中國政法大學(xué)終身教授，中國政法大學(xué)法律史學(xué)研究院名譽院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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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來源：《國家行政學(xué)院學(xué)報》2017年第4期